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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的官兵中进行准备起义

时间:2020-01-06 00:08来源:太阳集团
一“夜半枪声连角起” 广州起义 到了香港,杨石魂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联系,把周恩来安置到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住所治玻一天,叶挺和聂荣臻化装成老百姓,到省委机关接头。

  一“夜半枪声连角起”

广州起义

  到了香港,杨石魂与中共广东省委取得联系,把周恩来安置到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处住所治玻一天,叶挺和聂荣臻化装成老百姓,到省委机关接头。省委机关的人见他们衣衫褴褛,不晓得是什么人,而他们又忘记向杨石魂问接头的暗号。接头不成,只好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便去买衣服等物品。聂荣臻身上分文不名,叶挺带了很多百元一张的港币。两人穿着破烂而手持大票,店伙计不信,说是假票,叶挺一听便生气,把一张百元大票扯了,又拿出一张。聂荣臻怕引起怀疑,拉着叶挺走开,说道:“老总啊,你这个态度不好,人家一看你这样大方, 100块钱随便扯了,是会引起怀疑的。”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由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率先行动,随着三声炮响,三颗耀眼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广州沉沉的夜空。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黄平、周文雍等领导下,第四军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黄埔军校特务营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的7个联队、2个敢死队,共约6000余人,分数路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袭击。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东路,教导团主力在叶挺直接指挥下,迅速将驻在沙河的1个步兵团打垮,俘600余人,缴获武器一部,继之消灭了驻燕塘的炮兵团,尔后回师市区,协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公安局。中路,教导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及其以北的制高点观音山等地。南路,警卫团第3营及工人赤卫队一部向第4军军部、第4军军械库等地攻击,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攻克。与此同时,广州市郊芳村、西村等地的农民约2万人举行起义,一部进入市区配合起义军的行动。起义军民经过10个多小时的战斗,除第4军军部、军械库和第4军第12师后方办事处之外,珠江以北市区的国民党军、保安队和警察武装均被消灭,缴获各种炮20余门,各种枪1000余支。当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员和工农兵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为主席。会后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告民众书》以及有关的法令。当天,广州市工人、农民和市民欢欣鼓舞,热烈拥护革命政府,积极参加起义。

  广州起义迫在眉睫。12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在《关于暴动工作的准备情形给中央的报告》中特意提出:“我们指导力量薄弱,希望恩来兄能即来。”

1927年12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由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在广州市领导发动的工农兵武装起义。

  他们又换了个店铺买了衣服。不久与省委接上了头。过了半个月,中央通知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1月初,聂、叶送周恩来从九龙深水埠乘船赴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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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周恩来因工作离不开,未能来粤。

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接着在广州也发动“四一五”政变,残酷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解散工人纠察队,从各方面向工农进攻。广州被白色恐怖所笼罩。中共广州党组织仍领导广大工农群众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1927年10月中旬,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对唐生智的战争爆发,11月,国民党粤系军阀和桂系军阀之间为争夺地盘,爆发了粤桂战争。因此,张发奎在广州的兵力空虚,仅有教导团、警卫团、炮兵团及新编第2师第13团和一部分警察武装。其中教导团是由共产党人叶剑英领导和掌握的,共产党在该团有深厚的基础,有100多名共产党员在那里起骨干作用,战斗力较强,可成为起义军的主力;警卫团是在广州新组建的,团长是共产党员,其中也有共产党员起作用。另外,李福林的第5军,分驻在韶关和江门等地,战斗力不强。但广州外围国民党军的力量还很强大,革命形势仍处于低潮。17日,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中共广东省委迅速组织全省工农起义,建立广东的苏维埃政权。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抓住张发奎在广州兵力薄弱的有利时机,于11月26日决定立即组织由中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和第四军警卫团一部以及工农武装举行广州起义,夺取并固守广州,促进全省起义,进而夺取全省政权。接着,省委即着手组织工人赤卫队,在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的官兵中进行准备起义的动员;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的最高机关,省委书记张太雷为委员长;成立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部,负责作战指挥,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徐光英任参谋长;共产国际代表纽曼也参加了起义的组织和领导。在教导团和警卫团的官兵中和工人群众中进行了组织动员工作,并将工人赤卫队组成7个联队和两个敢死队,周文雍任总指挥。12月7日,秘密召开了工农兵代表会议,选出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执行委员。起义原定于12月12日晚举行,由于起义计划被汪精卫、张发奎察觉,张发奎准备解散教导团,宣布对广州实行戒严,并调其远离广州的主力部队回广州。在此紧急情况下,中共广东省委决定提前到11日举行起义。是日凌晨3时许,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人领导下,起义开始,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也参加了起义。教导团全部、警卫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分别按预定计划分别向广州市各要点发起突然进攻,首先歼灭了驻城东北的沙河、燕塘之炮兵团等部,接着攻占了公安局和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并控制了制高点观音山及八旗会馆。市郊的芳村、西村等地的农民也同时起义,配合市内起义军民的作战。经过10多小时的战斗,除敌人第四军军部、军械库和第十二师后方办事处等以外,市内的敌人大部被歼,绝大部分地区均被起义军所占领,缴获各种炮20余门、各种枪1000余支。当天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苏兆征为主席,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等文件,《广州苏维埃告民众》,颁布了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纲,提出广州一切政权属于工人、农民和士兵,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的政治纲领,颁布了各项法令,确定了建立工农革命军和实行土地革命等项任务和政策。起义后,叶挺于当日晚提出迅速将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市区的建议。省委机关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使起义军失去了及早避开优势敌人打击的时机。第2天,张发奎急忙从江门、肇庆、韶关等地调回约3个师及驻守珠江南岸的李福林部,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的支援下,从南、西、北三面向广州市反扑。起义军民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在观音山、公安局等地,同国民党军进行了浴血奋战,终因力量悬殊,遭受严重损失,在起义的第3天遭到失败,张太雷和许多指战员阵亡。起义军余部约1000人于13日被迫撤出广州,后由叶庸、袁裕收集,在花县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师,转移到东江同海陆丰地区的农民武装会合后,坚持革命斗争;另一小部分转移到广西左右江地区,参加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到粤北韶关地区,参加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

  聂荣臻随即分配到广东省委军委,负责省委军委的日常工作。军委成员还有黄锦辉、杨剑英。军委书记由张太雷兼任。

广州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陈公博及张发奎、黄琪翔等人仓皇逃到驻珠江南岸海幢寺第5军军部,并立即电令驻肇庆地区的第12师、第26师第78团,驻东江地区的第25师,驻顺德地区的教导第1师第1、第2团等部,急速回防广州。12日,张发奎所部3个多师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李福林的第5军一部,在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从东西南三面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和工农群众同优势的国民党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但终因众寡悬殊,遭到严重损失,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牺牲。这时,张发奎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情况非常严重,在此危急时刻,起义军总指挥部为保存革命力量,于12日夜下达了撤出广州的命令。

  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叶剑英和其他方面提供的情报,决定于11日提前起义。中共广东省委派叶挺前来广州担任军事总指挥。他12月10日从香港仓促起程,当晚到达广州,立即投入了紧张的起义前的战斗部署工作。

  对于广州起义,在省委讨论时,聂荣臻持不同意见。他说:“总的说,南昌起义刚失败,没有配合的余地,另外一方面,广州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解散,革命已经进入低潮。”他不同意搞这次起义,一再表明自己的观点。

起义中,叶剑英根据广州的地形特点,用兵布防,使起义一开始就比较顺利地占领了大半个广州。叶剑英冒着枪林弹雨,亲自在长堤一带指挥作战。最终,由于敌强我弱等原因,12日晚,起义军被迫撤出了广州城。

  10日晚,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及有关人员举行了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叶挺、张太雷、周文雍、黄平、聂荣臻、杨殷和徐光英;还有新任命的教导团团长李云鹏和各营营长叶镛、赵希杰、饶寿柏,警卫团团长梁秉枢,以及工人赤卫队、市郊农军的领导骨干多人。会议确定了起义的时间和各路起义队伍的战斗任务、行动路线、联络信号等等,同时要求大家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坚决完成任务。

  聂荣臻的意见是正确的。“四·一二”政变后,广州发生了“四·一五”事变,革命力量遭到摧残。在广州的香港罢工工人大部被迫回到香港,主要工会多数变成了黄色工会,共产党能领导的仅有印刷工会、汽车司机和人力车工会等少数几个,广州附近仅有少数农民赤卫队。主要力量是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敌人则相当强大:李济深、张发奎、黄绍竑、薛岳、李福林等几个军就在广州附近;粤、桂两派军阀虽然正在为争夺广东地盘而厮杀,但一旦起义,他们就会掉过头来,联合对付起义军。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起义不可能成功。

起义军余部1200余人于13日凌晨撤出广州,在花县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领导人有董朗、叶镛、徐向前、袁国平等,后经从化、紫金等地进至海丰、陆丰县境,加入了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另有部分人员转移到广西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另有从广州撤出的部队约200余人向北江退却时,在韶关附近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后来上了井冈山。国民党军重占广州后,对未及撤离的起义军、工人赤卫队和拥护革命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惨遭杀害者达5700余人,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也遭冲击。 1927年12月13日晚上8时左右,苏联驻广州领事馆被包围,馆内所有人员都遭逮捕。据苏联领事波赫瓦林斯基事后回忆,领事馆外交官乌科洛夫、伊万诺夫等人在被杀害之前,还曾受到侮辱,“每个人的身上都被绑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俄国共产党分子,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治他。 ’……一路上尽向他们投掷东西,打他们,用小刀刺他们,往他们身上吐唾沫。 ”他们后来被枪杀,尸体很长时间都没有被移走。此外,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副领事哈西斯也惨遭杀害。

  午夜,在教导团的营房里,几名革命战士按照计划悄悄摸进参谋长朱勉芳的卧室,将其处决。与此同时,各连的反动分子也被一网打荆紧接着,全团革命师生臂带红布条,鸦雀无声地集合在操场上。起义领导人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到达操场,简短地进行了战斗动员。

  但起义是中央决定的,不能改变。省委和省军委的成员陆续到广州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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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半枪声连角起,广州工农兵起义。”

  对于起义的具体部署,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广州起义,是中共广东省委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领导广州地区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是继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和工农群众的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其主要经验:适时改变计划,决心果断;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攻占大城市的时机尚未成熟。

  11日凌晨3时30分,教导团打响了第一枪。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开始了!

  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不懂军事,完全依靠第三国际顾问诺伊曼。诺伊曼是德国人,作为国际代表来指导这次起义。他也不懂军事,提出广州起义应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先发动工人罢工,上街游行,然后发展成暴动。

广州动荡之际,共产党人在1927年12月11日发动了起义。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过这时的广州:“全市火光烛天,尸体狼藉。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匆忙前往肇庆,急令黄琪翔回师平乱,黄氏乃率部反穗。张、黄二人以共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一统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无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全城鬼哭狼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

  英勇的教导团全体革命官兵,高举带有镰刀斧头的大红旗,分三路出发,投入了市内的战斗。随后,梁秉枢等率领的警卫团、王侃予等率领的黄埔军校特务营,以及市内各地的工人赤卫队,犹如万箭齐发,向着各个指定目标发起勇猛的攻击。

  聂荣臻等人一再和诺伊曼争论,说明中国的情况与当年俄国的情况不同,不能照搬。发动起义的时间,诺伊曼主张白天搞,聂荣臻等人建议夜间搞突然袭击。对这个正确的意见,诺伊曼听不进去。领导这次起义的一些省委领导人,勇敢、热情,但缺乏军事知识,诺伊曼等人说了算。因此,在起义的部署、作战指挥方面,一开始就有许多错误。

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同是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整体。为响应南昌起义军南下,党中央一面指示广东省委开始各地农民起义计划,并准备广州起义,同时加紧督促两湖起义,以声援广东起义;一面要求叶挺、贺龙军队与农民军一起,迅速占领东江,夺取广州。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8月20日,广东省委最早决定了广州起义计划。后因叶挺、贺龙军队在潮汕失败,这一计划没有实现。但广东各地起义的准备并未停止,广东省委继续寻找广州起义时机。至11月中旬,军阀张发奎、李济深爆发战争,广州的敌人兵力一时空虚,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利用有利时机,再次决定举行广州起义。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几个小时占领整个城市,建立了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可见,8月广州起义的中断和12月广州起义的实现本为同源,从一定意义上说,广州起义实际上是南昌起义的延续。

  东路,教导团主力直指沙河,那里驻有张发奎留下的一个步兵团。经过战斗,步兵团被打垮, 600余人被俘。接着,教导团主力又消灭了驻燕塘的炮兵团,尔后,回师市区,协助工人赤卫队攻占了反动堡垒公安局。

  起义的日期决定在12月12日。聂荣臻的主要任务是同各方面进行联络,了解情况,筹划军火。他在八旗会馆对面租了间房子,由杨剑英留守,作为军委的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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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路,教导团一部和工人赤卫队攻占了省政府及其以北的制高点观音山。

  起义前夕,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运手榴弹的行动暴露了。起义用的手榴弹是在乡下制造的,分散运往城里,储存在大北街一家米店。运送中被敌人岗哨发觉,米店跟着暴露。

其三,从领导层面看,南昌起义的一些领导人后来又是广州起义的领导成员。叶挺,南昌起义的主要策划者和发动者。南昌起义前,叶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兼代前敌总指挥、第十一军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起义后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参谋团委员;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抵达香港,在广州起义前6个小时从香港赶到广州,参加指挥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总司令。聂荣臻,南昌起义前,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书记;起义军南下失败后抵达香港,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委员,后与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叶剑英,南昌起义前,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参与策划南昌起义;后兼任第四军教导团团长;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总指挥。恽代英,南昌起义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起义后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宣传委员会代理主席;后从香港返回广州,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秘书长、宣传委员,负责起草广州苏维埃政府政纲、宣言、告示等,以及出版党报《红旗日报》。彭湃,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起义后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农工委员会委员;起义军南下受挫后,带领一部分起义军转移到海陆丰,任东江特委书记,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广州起义时,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土地委员。两次起义领导人的连续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有必然的内在联系,说明两次起义一脉相承、息息相关。

太阳集团,  南路,警卫团第三营及工人赤卫队一部向第四军军部等地发起进攻,遇到顽强抵抗,未能攻克。

  这使敌人警觉起来。张发奎急令黄琪翔把军队从前线调回来,还下令调另一部分军队向广州集中。12月10日,张发奎宣布特别戒严令,准备立即缴教导团的枪械。

三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各自保存了革命火种,成为组建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奠定了革命胜利的基础。

  二城区鏖战

  面对这种情况,起义指挥部不得不迅速决定,起义提前到12月11日凌晨。因为时间仓促,担任起义总指挥的叶挺匆忙从香港赶到广州,没有参加讨论。12月11日凌晨,教导团首先行动。他们处决了反动派派来的代理团长朱勉芳,又与工人赤卫队联合,分路向重要据点进攻。至当日中午,广州市珠江以北的公安局、观音山、广九车站、电灯厂、中央银行全部被起义军占领,未占领的仅剩四军军部、四军军械处、李济深公馆和检察院。

其一,三大起义失败后,起义领导人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及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将起义军余部保存下来,成为后来创建红军的骨干力量。

  起义的枪声迎来了羊城的黎明。

  起义军占领公安局后,指挥部设在公安局。在起义的两天中,聂荣臻一直在总指挥部。总指挥部设在原公安局局长朱晖日的办公室里。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也经常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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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内的敌军猝不及防,溃不成军。可笑的是,张发奎和陈公博在梦中被枪声惊醒,还打电话找叶剑英,命令他派兵镇压。及至得到教导团、警卫团相继“叛变”的消息,连衣服、鞋子都顾不得穿,狼狈逃窜到珠江南岸,找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保驾”!

  枪声稀疏,夜晚来临。聂荣臻和叶挺在指挥部的小楼上商量次日的战斗部署。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必须迅速确定。他们商讨过后,催促起义领导人立即开会。当天子夜时,起义领导人在这里召开会议,研究形势,讨论下一步行动。叶挺分析说: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反扑,形势对我们很不利,最好不要在广州坚持,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聂荣臻发言,完全同意叶挺的意见。但诺伊曼认为起义只能进攻,不能退却,还声色俱厉地批评叶挺:“你这是想去当土匪!”把叶挺的正确主张顶了回去。叶挺在两次起义中都独具慧眼。聂荣臻很钦佩叶挺军事上的真知灼见。他也认为,眼下,起义军只有转到农村地区才能保存实力,避免重大牺牲。张太雷等人还是听诺伊曼的意见,下令固守阵地,向尚未攻占的据点进攻,并召开工农兵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这个决定,为广州起义,连同张太雷本身,都带来了悲剧性的结局。

  12月11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和临时工农红军总指挥部在公安局宣告成立。苏兆征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未到职),叶挺任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①后被补选为中共广东省军委委员。

  凌晨两点,下达了继续进攻的命令,执意要肃清几处敌军占据的地方。

  “夺得政权声势众”。广州城内满街奔走着“红带友”。总指挥部门前,工人们排着队领取武器。在总指挥部里,叶剑英协助总指挥叶挺紧张地指挥着各支起义队伍向纵深推进,扩大战果。到11日中午,起义军占领了无线电局、邮政局、各区警察署,以及其他国民党的党政机关,控制了广州市的大部地区,但第四军军部等据点的敌人仍在负隅顽抗。叶剑英离开总指挥部,冲到第一线指挥战斗。他先到维新路,指挥教导团士兵布防,又到文德路城隍庙门口,教不熟练的炮手架炮,亲自指挥炮兵向敌人射击。②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在英、美、日、法等帝国主义支持下,加紧勾结,调兵遣将。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逃到珠江南岸以后,匆匆忙忙登上一艘军舰,到肇庆和江门等地调遣部队,大肆反扑,逐渐对广州形成合围之势,妄图把新生的革命政权一举扼杀在摇篮中。

  这一天,情况诚如叶、聂所预料的那样迅速恶化:一早,在珠江南岸的李福林第五军在帝国主义军舰炮火支援下渡过珠江,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推进,起义军虽然奋勇反击,但终因实力过于悬殊,只好步步退却。

  叶剑英利用战斗间隙,返回总指挥部,同时挺等冷静地分析了敌情,然后找到军事顾问诺伊曼和斯库托夫,提议迅速抽调兵力迎击来自北面的许志锐部和来自西南的李汉魂部敌军,还提出将起义队伍迅速转入农村的建议,但均未被采纳。叶剑英眼看第四军军部据点久攻不下,又得到警卫团第二连叛变的消息,心急如焚。他命令教导团炮兵连连长田时彦到指挥部,当面交代两项任务:第一,迅速率部队前往观音山解决叛变的警卫团第二连;第二,解决叛军后,即在山上架炮,居高临下,炮击第四军军部。田时彦率炮连到达阵地后,架好山炮,即派人与叛变的二连连长谈判。对方看到全市大部地区已被起义军占领,便无可奈何地带领全连交枪归顺。接着,炮兵连将炮拉上山顶,炮口对准长堤方向,由炮兵指挥官杨达夫(朝鲜籍)亲自操炮,朝着第四军军部驻地肇庆会馆连连开炮。目标被击中,顿时浓烟四起,守敌乱了阵脚。

  11日中午,聂荣臻听到观音山方向枪声大作,出门一看,见有许多敌人占领了观音山,正居高临下,向指挥部方向袭来。守卫观音山的是特务团的1个营和部分工人赤卫队,他们正边退边抵抗,形势危急。聂荣臻深知保卫指挥部的重要性,于是动员在指挥部的所有人员,用米袋构筑掩体,进行抵抗。尽管此时起义军的大部分成员从起义开始后,一直没有吃饭,而工事却是用大米袋构筑的,可见起义计划不周的程度。凭借掩体,聂荣臻与一位黄埔军校的朝鲜籍学生守着一挺机枪,拼命向敌人射击。那位朝鲜学生是个机枪射手,打得很英勇。所有在场的起义军也都奋勇射击,敌人一批批应声倒地,渐渐不支,抱头向观音山退却。不大工夫,教导团和工人赤卫队一部赶到,发起反击,重又夺回了观音山这个市区的制高点。聂荣臻这才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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